每天早上，丁玲会准时出现在位于北京西城的木樨地22号楼下锻炼身体。这是我最后看到她的情形。六年后（1986年），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让她热爱却又很是无奈的世界。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一定不会是她本人的观念了。可是就在我与她老人家有限的接触中，她为我留下的这种印象却是很难抹去的。她一方面对自己热爱终生的文学事业充满着激情；一方面又始终为自己不能排除来自社会的干扰，以充裕的时间去操作文学而苦恼。尽管如此，她仍能以耄儒高寿，带着饱满的精力，几近童稚一般的情感去观察人间，体会社会……
     我家在与丁玲居所相邻的单元里，有一次我去看望她，是带着隐蔽心底的功利目的的。陈明（丁玲老伴）看起来身体不错，在屋里走前走后的只是他。他告诉我：“丁玲身体不好，你要等等。”我就安静在等。
     丁玲已是满头银发，身体比所有可见公开的照片显得发福。在不长的对话时间里有几个问题给我留下了值得的思考。

一、我不题字，历来如此

     当我提出希望获得丁玲题字的时候，丁玲畅快地大笑着说：“哈哈，我是历来不为人题字的。”
     陈明也在一旁附和道：“是的，她是不会给人题字的。”
     大概丁玲看出了我的遗憾，就忽然像小孩子一样俯下身来对我近乎诡秘地说道：“你去找姚雪垠，他的字好，他也爱题……”。
     我知道姚老就住在旁边一个单元里，后来我是从姚老那里获得的字——天籁书屋，传播文化，振兴中华。但总也抹不去不能获得丁玲题字的遗憾。

二、你可以卖书，还可以印书

     因为我有一家书店，所以和丁玲的聊天就总也离不了书的事情，而这书的事情又都脱离不了读、卖、印……
     那天，也正是在这样看似专业的话题里，透过丁老的健谈，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些令我事先不能想象的教导。当丁玲知道我的书店是以经营文学书籍为主的文学青年的书店的时候。她面色深沉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可以先卖书，扩大规模后就可以发行了，这就要努力，你是开拓者啊。你还可以出书、印书啊”。
     能够听到丁玲对我的书店如此直接且高瞻远瞩的指导真的是我的荣幸！可是我就想了——丁玲作为著名的作家，但她又是中共的高层领导干部，难道她不知道党对舆论工具的控制，不知道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