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有关制造业和产业结构的一个笔记

刚刚看到有人推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

》，作者似乎是个业内人士，字字句句都是干货。里面讲到的一些内容还颇有些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分析过（个人知识所限，其他关于渠道、垄断等等内容欢迎各位经济学&政治科学大神补充）。也不回头翻笔记了，随手记一下。

先引用些文章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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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陌生的品牌，我们通常能够参考的就是国籍。大致来说，日本品牌常常让人感觉“精致”，韩国品牌让人联想到“时尚”，德国品牌带有“可靠”的色彩，美国品牌则和“高科技”挂钩……
那么，中国品牌给人的印象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也询问过一些国外的朋友，答案中最好的就是“good enough”，意思是“还能凑合”；通常则是just so-so，也就是“很一般”。”

“经常有很多人夸赞“中国制造”，因此下一步就该是“中国创造”。逻辑上说这样没有问题，但从现实来看，“中国制造”还不能完全自立，无法让人乐观。
我曾经很困惑：既然中国的制造业这么发达，既然中国的逆向工程和山寨能力这么强，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价值链上占据更重要的环节，为什么我们不能廉价提供已经成熟，但不那么先进的产品呢？
深入了解现实之后我才知道，“中国制造”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工厂给苹果代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是在苹果深度参与生产的情况下实现的。换句话说，丢开苹果这副拐杖，“中国制造”的生产水平其实是要大打折扣的。”

“另外，中国制造还有其它优势，比如相比其它国家，工人更加勤恳听话，产业链布局也更加集中紧凑；另外，在一些新兴领域，因为长期的加工积累了很多独特的实践经验（比如在SMT上），暂时还无法被迅速取代。”

“但中国制造面临的问题也很多，独立意识的增强、法治的健全必然推高人力成本，产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有可能会让积累的实践经验失去价值。更重要的是，单纯依靠人力，尤其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越来越无法应付大规模的生产和精细化的运作，所以遇到增长的极限，必然要转变模式，求助于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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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说“中国制造”，“德国制造”，仍然将民族国家跟制造业联系起来。近几十年至少在社会学中，对全球化产业链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即将分析单位从民族国家转向企业的集聚。杜克的社会学教授Gary Gereffi搞了一整个研究中心集中了一票人在这个路子上做各种各样的研究。Kaplinsky的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亦有一些章节谈到产业链相关内容。我们都知道，全球产业链分工是有等级的，发达国家往往在价值链上端而后发国家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先从产业链的最低端开始。从世界体系批判理论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剥削”，但某种意义上说被剥削好过完全被隔离在整个系统之外，并且，制造业往往和工业化与现代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进入了产业链至少说明你脱离了依靠出口原材料的阶段，劳动力从农村脱离了出来进入了城市和工厂——这是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角度，我们很多讨论自然关注如何沿着产业链分工阶梯往上走。

但“后发国家”未必一定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在制造业上都扮演过“后发者”和“赶超者”的角色，自从美国在二十世纪初靠福特主义生产管理模式在制造业上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日本在二战之后的对美国形成了赶超，再之后韩国又试图在另外一些行业上对日本实行赶超。赶超，在这里既意味着全球市场的占有，也意味着站在产业链的上行（当然二战后日本面临的全球政治经济分工模式和九十年代中国进入全球体系的分工模式并不同，日本必须将整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都占住，而之后几十年生产链已经在全球范畴上打开，中国可以专注于其中某一部分的生产。相关讨论见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产业政策》的中文版序言）。并且，这种赶超不一定完全是复制先发者的模式，比如日本丰田汽车就采用的是不同于美国公司的lean production，这是一整套组织车间工人生产完全不同的模式。说到日本和韩国就必然要谈东亚四小龙和国家战略，社会学中非常著名的概念“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来自于对这些东亚国家二战后国家和产业关系的研究，讲国家怎么样通过一边补助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特定的产业，另一边又监督和规训，有意识地创造出一个更加“高级”的比较优势——比如是个人就一定会引的Embedded Autonomy。当然我后面两句描述更加接近于发展经济学家Amsden的The Rise of the Rest。

制造业和生产组织管理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和生态系统以及内含的一整套“知道该怎么办”(a whole set of know-how)，并非后发国家扔进去一大堆钱买了些机器就必然有奇迹发生，它包括但并不限于：工程师和技术产业工人，生产组织和质量控制技术，铁路运输教育体系等公共品，以及公司这一组织结构。起码你先得知道买什么机器，买来怎么用，坏了怎么修，更不用说其他一整套知识了。非常自然的，这会需要来自有经验的、而很有可能也是不同国籍的工程师到车间来指导和控制，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自己国家的制造业。Amsden在另一本对韩国的案例研究Asia's Next Giant中就有提到日本工程师大量的到韩国工厂帮助指导生产。（当然，期待先发国家的工程师、企业家出自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样做未免太过简单，而可能来自于自己的市场需求。这本British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就处理这个问题，英国作为先发者如何在市场关系中带动了挪威等欧洲后发者的工业发展。）如上一段所说，日本-韩国和现在的中国所面临的是全球产业链的不同阶段，苹果工程师对富士康等供应商车间生产的参与可能更加适合看另一本书The Promises and Limits of Private Power，虽然这本书主要看的是耐克和全球供应商的关系以及合作，也纳入了一些惠普等其他全球品牌的例子。

“工人更加勤恳听话”不仅是中国，也是东亚国家制造业工人的一些特征，不同的发展国家研究中都会提到韩国对于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压制。这当然又牵涉到大量劳工和工人运动的研究，韩国劳工这部分据说很值得看的是具海根的这本《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但东亚国家的劳工运动也并不一定特殊，也可以放到一个更加宏阔的十九世纪以来全球产业变迁背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走向哪里，工人运动就到那里——更加详细系统的分析来自Beverly Silver的Forces of Labor.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确在沿着产业价值链往上走，而不仅仅完全依赖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了。近几年广东工资水平的上升、富士康招工荒和内迁都在说明这一趋势。“中国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有实践经验”以及“产业布局更加紧凑”等优势，正说明中国在这些年积累出的一些超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前文提到，中国制造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于中国（后发者）怎么样赶超发达国家（先发者），但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个整体很多国家的制造业在历史上也有“赶超”的经历。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逐渐上移也会逐渐有“后来者”，也有别的国家在加入全球制造业产业链，越南、孟加拉都在其中。成为先发者并不一定保证永远在最领先的位置上。我们一方面要“往前看”，但终有一天，也会面临美国汽车行业看日本，日本电子手机产业看韩国那样，担心后发者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而“赶超”自己。因此说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应该是两重的，既要看怎样沿着产业价值链往上走，也要注意如何尽可能的某种程度上保持住自己已有的比较优势以应对后来者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