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老师

2015-06-28 余晟 余晟以为 余晟以为

前段时间,北师大的童庆炳老先生去世了。我没有见过童先生,但上课用的教材是他的《文艺理论教程》。更凑巧的是,大学里让我收获最大的一门课,正是文艺学。所以,我需要写一点东西,回忆我上过的文艺学课程,回忆教我文艺学的王老师。

刚进大二的一天晚上,我在数学系的楼里晚自习结束,忽然发现橱窗里贴着一则告示——《关于中文系开设副修专业汉语言文学的通知》。那个时候,失去了高中时候的明确目标和严厉约束,我的生活里只有读书,尤其到了大二,胆子大了,逃课很多,都在图书馆“避难”。但是观念刷新了,却找不到坐标,世界被颠覆了,却建立不起秩序。在这种漫无目的的煎熬中,那则告示让我看到了希望。


于是第二天去中文系办打听,知道要交六百块钱,不过可以免费试听第一节课。那好,先听听“正牌”文科课程到底是怎样罢。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节课是周六的晚上,中文系201,狭长的教室。老师个子不高,看样子应该就是四十来岁,谦和的笑容之下蕴含着热情的能量,却又与“刚强”、“矍铄”绝缘。他从包里拿出水杯,放到讲台上,就开始上课。

“事先都不知道,系里就安排我给参加副修班的同学讲第一堂课。我姓王,给大家讲文艺理论”。

说完,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两个字说不上龙飞凤舞,也说不上苍劲有力,甚至有些绵绵的感觉,透出别致的韵味。

然后,他从“文艺学”的概念开始讲起:

文艺学这个概念,来自苏联;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应该翻译成“文学学”,为了保持通顺,改叫“文艺学”。

文艺学是研究文学本身的学问,它的成果叫文艺理论,或者文学理论……广义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史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这其中,只有文学理论是最直接地指向文学本身的,因此,它也叫作狭义的文学理论。

我必须承认,那是我上学以来(甚至是以后许多年里)听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我第一次知道,课讲得好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什么是循循善诱,这就是循循善诱,让人完全忘记了时间,被源源获取知识的愉悦所充实,好像守着智慧的泉水,眼见知识汩汩而出。

“太值了!”,“要来听!”那天晚上,和历史系的几个朋友一起回来,我们都兴高采烈,满心欢喜。

等到正式交了钱,办了副修手续,我们很快就发现,虽然有三位老师分别教授不同的科目,但只有王老师的课讲得最好,来听的人最多。每一节课,完全不像是传统的“灌输”,而像是热心的向导带着大家探索未知的地域,或者称职的指挥在引导乐团合奏全新的乐章。地域是变化的,乐章也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是上课时的和谐节奏,下课时的深厚满足。

上课的时间不够,课间的休息也成了大家跟王老师讨论的宝贵时间,我们这些文学的门外汉,总有数不清的问题和想法,甚至因为“文史哲是一家”,干脆把自己的问题全都倒出来。现在想来很多问题确实很幼稚,但王老师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一点反感,总是用最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解开了我们的疑惑。更妙的是,每次的讨论,其实都会变成新的起点,让大家去阅读新的书籍,去思考新的问题。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面对围着自己的一圈同学,王老师在说话的时候,会不时地把目光从提问的人身上移开,环顾身边的所有人。相比有些老师那种空洞或者不耐烦的目光,这份尊重和爱护的眼神,让我们越发感觉到平等,越发愿意围在他周围讨论问题。

跟随对着王老师的指引,我沿着一条美妙而愉悦的道路踏入了文学的门:文学到底是怎么回事,文学中有哪几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怎样的角色,不同的文学流派是怎样前承后继的,好的作品好在什么方面,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区别在哪里……继而上升到美学的层面,虽然“美学”这个词是晚近(18世纪由鲍姆嘉通)提出来的,但人类早就有了审美的意识,历史上的大家是如何看待审美的,美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怎样审美……

上完文艺学的课程,我再读文学,就不再纠缠于惊心动魄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故事,而是可以能从更广阔的角度,更微观的细节来阅读,所以感受要丰富很多,立体很多。我终于理解了杜拉斯的《情人》为什么是伟大的作品,也理解了看名著精编本和图画本的损失有多大。王老师在讲课时好几次提到“知识的愉悦”和“审美的愉悦”,我逐渐体会到了,而且以后一直都可以体会到。

更吸引人的是,王老师讲课的时候,绝不限于“文学”本身,而是随意徜徉在文史哲的世界。比如讲到阿多诺、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就要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内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顺带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渊源,评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是教科书上绝对看不到的)。如此,让人知道学问不是概念的堆积,而有清晰的脉络贯穿其中。甚至连“包豪斯主义”的概念,都是我在他的课上第一次听来的。中学的时候大家喜欢谈“知识面宽广”,进入大学不太敢谈这个词了,上过王老师的课,我更是只能对“知识面宽广”望洋兴叹:没有那么多年的苦下功夫,是根本谈不上“知识面宽广”的,充其量是夸夸其谈,卖卖嘴皮子。

与“夸夸其谈”更大的区别是,王老师讲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展开,却又能做到环环相扣、条理清晰。讲到最后,他才把这些视角和观点的源头一一道来:某某观点来自某某人,某某说法来自某某学派……,如果你有兴趣发问,他还可以当场评价这些人物和学派。这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融会贯通。前段时间看到有篇技术文章从各个层面解析“从浏览器的地址栏按下回车到网页显示出来,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种统摄全程,在不同领域和层面之间纵横捭阖的感觉,和当年听王老师讲课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上过王老师的课,再想起从小接受的教育,才发现很多“引用”无非是拉大旗当虎皮,所以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xx说过……”作为论述的开头。

对处在知识饥渴期的年轻人来说,上这样的课是非常过瘾的。因为每一堂课都好像探险,开始只见一个小口,细细探究,终能见到新的天地。加上王老师也一再鼓励我们去读原著,而不要只听他的讲解和评论,甚至任何人的讲解和评论都只能作为参考。所以,最终能见到的新天地就更加辽阔。如此往复,最终我学会的不只是知识的堆积,而是用更有好奇心同时也更加圆融豁达的方式来看待整个世界。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全栈工程师”的要点不是掌握了多少技能,而是有同理心,全栈工程师需要有更完整的视角,能够站在用户的角度来看待整个问题。如果我能和“全栈工程师”沾上一点边的话,王老师的教导功不可没。

当然,王老师的课讲得好,我也自觉主动地认真学习,甚至比自己的专业课还认真。据我父亲说,小学班主任对我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课讲得有意思,他就瞪着眼睛听;讲得没意思,就想开小差了”。小学的时候是否如此我已经不记得了,但上王老师的课绝对是这样。印象中有好几次,因为详细的笔记和认真的思考,王老师提的问题(其实是带大家思考)我都能飞快地答出来。所以有几次他在课堂上说“不错,这样上课的感觉非常好”,算是对这种默契的表扬。相比之下,上专业课被老师点名而能答对的表现,实在是不足为奇。

有次上课,王老师提到符号美学,讲了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这本书很好,我自己的借给一个朋友,被弄丢了,我只好自己骑车去学人书店又买了一本”。结果,第二周课间的休息,我走上去说“王老师,您上周提到的那本《人论》,我也买了一本,看了一半,有些想法……”。其实对于哲学,我完全没受过专业训练,但是既然上课提到了,囫囵吞枣也要把这本书给看完。但是,王老师依然饶有兴致地跟我讨论了很久。

这样“私人的”讨论甚至到学期结束,甚至到毕业了也没有中断。我在北京时看完了陈望道老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于是深夜和王老师在电话里讨论了大半个小时,才算解开了我的很多疑惑。当时他已经没有给本科生上课了,但仍然愿意跟我这个毕业好几年,正在做IT的学生讨论修辞学的问题——我曾经问过自己很多次,如果我是王老师,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是否有耐心和兴致?结果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武侠小说里讲,武功要练得好,师傅要“喂招”,而且要一对一指点。以前我总不相信,觉得自学当然能成才。上过王老师的课,我才知道老师的指引点拨,以及师生之间的专门讨论有多么重要。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遇到好老师”的基础之上。以前我认为,能把课讲好就是好的老师,后来才知道,“好老师”其实是相当高的追求。

在传统的师徒关系里,师傅不但要教授知识,还需要行为示范——甚至在学生还不彻底理解的时候也要求“照样做”——才能在授业、解惑的同时,达到“传道”的目的。我总觉的,王老师就是“传道”的那个人。他有洞悉万物又不失分寸的通明感,加以谦虚的态度,真正让我见识到了一代学人的精神。对我来说,这就是活生生的榜样:原来用心做学问是这样的吸引人,可以产生这样的魅力。

与王老师聊得多了,他会讲起自己求学的经历:生在山西显赫的王家(“王家大院”那个王家),却选择了求学而不是经商。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在本校念完本科留校,之后去东京大学求学,再回来任教。谈起这些往事,他最怀念的,似乎还是本科和硕士阶段,“那个时候系里的老教授们都在(我猜是成仿吾、公木他们打下的基础),学校里有一片杏林,大家经常去杏林里坐着,自由地讨论各种问题……” 我能想象那美好的画面,也遗憾自己没有赶上那个年代。不过,也没有那么遗憾,因为上王老师的课,我真正理解了,对于学问的追求,对于美(和审美)的追求,是多么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代代学人持续努力、孜孜探寻、不断积累的意义所在。

面对这样的经历,我只能感叹“学问都是做出来的,深厚的学养离不开艰苦的修炼”——尤其是前两年王老师去日本访学,他的感受是“这边学术氛围很好,又没有俗事干扰,可以抓紧专心做学问”。尽管我没有选择做学问,但这种价值观却对我影响深刻。在学校可以身体力行,用学术的趣味引导学生,在职场也可以身体力行,用职业的价值观引导员工。虽然我毕业后没有选择教书育人的道路,但我同样相信领导力可以源于领导者自身的公平正直、热忱关怀、力行示范和对趣味的引导,而不是厚黑学的权术。虽然领导力没有唯一答案,但我认同的价值观,确实可以转换为不错的领导力。

陈嘉映先生在《价值的理由》中讲过一个观点,我深深认可:“你以为你的选择是自由的理性的,其实未必。你选择了数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早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小学的数学老师长得很帅,你由此对数学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人生充满了这样的选择:选择未必自由,结果却未必悲观”。对我来说,能够遇见王老师并聆听他的教诲,由此进入文学的殿堂,领略到学问的乐趣,见证学人的追求,就是我遇见的相当美妙的意外。